我的荷蘭人先生去德國參加堂哥的婚禮，堂哥娶了一位神學教授，所以婚禮上來了一幫子神學家。先生與其中一位閒話家常，交換人生，說起自己在台灣教泛音（overtone）。神學家的反應是 :「在那樣一個硬派資本主義國家講這樣帶靈性色彩的東西，很難吧！」聽完先生的轉述，胸口彷彿挨了一記重捶。人家認為台灣人真正的信仰是錢？
2017年9月在上海教完課，已經快要變成上海人的荷蘭導演大衛維貝克（David Verbeek）請我去吃本幫菜。上出租車時，我被他跟司機的對話嚇了一大跳。這麼流利的普通話是怎麼學來的？ 導演開始侃侃而談在上海的挫敗生活。吸血鬼電影始終卡在那裏，動彈不得的大高個兒只能在城市的每個角落轉悠。我為他高興，也替他難過，尤其我們的電影《小玩意》（An Impossibly Small Object）當時還沒得到任何影展的回應。
《小玩意》是被兩個喪禮撞擊出來的。那一年，先生的父親過世，我從北京一忙完就飛去荷蘭。喪禮過後，也才喪母不久的導演來拜訪我們。荷蘭喪禮的徹底理性化給我相當的文化震撼，於是兩個失去至親的人，討論起兩個文化看待死亡的差異。事實上，面對死亡的態度就是面對存在的態度，而喪禮的「風格」，往往能揭露一個人或一個民族，靠什麼跟世界連在一起。
公公的喪禮可以用「明亮」兩字形容。不僅場地像水晶球一樣透光，整個告別式也是一派清朗，我先生甚至給兩個孩子穿上橘色襯衫，因為那是Opa（爺爺）最喜歡的顏色。參加這樣的喪禮之後，絕對不會有人需要「除穢」，因為你在那裡感受不到死亡的陰森，無從震怖與驚懼。死者就像一片落葉，從觀禮者眼前飄過，而導演母親的喪禮據說也是親切而日常。我還參加過先生一個因憂鬱症而自縊的友人喪禮，簡直就像畫展的開幕酒會，連喪家都不顯淒厲與悲苦。
荷蘭人不會拍《父後七日》那樣的電影。這不單是因為風俗迥異，更是對死亡及存有截然不同的理解。現代化的心靈多願採行荷蘭喪禮，我也是。然而，這樣理性的喪禮恐怕又少了某些非常重要的東西。
相形之下，台灣的喪禮多麼魔幻。就算是都市的殯儀館，法器經幡、唱咒搖鈴、孝服冥紙，在在提醒你死亡是一件不同維度的事情。在我外婆的喪禮上，子孫得應和法師的祝願，當他念到外婆會保庇我們當上立法委員，我忍不住在心裡翻了一個大白眼。隆重也好，荒謬也罷，台灣人對死亡的想像充滿繁複的意象，完全沒辦法化約成原子。
導演跟我提過，在他母親過世那天，他做了一個夢，夢見媽媽來到他床邊，輕輕將他搖醒。醒來後接到父親來電，告訴他媽媽剛剛走了。他說，那個畫面就好像媽媽真的來跟他告別。「那你相信那是真的嗎？」我問，他聳了聳肩說：「我不知道。」八成以上的台灣人根本不會懷疑他母親是否來過，但能毫不猶豫肯定的荷蘭人，大概不到兩成。
「身後」在現代荷蘭人的腦袋裡之所以接近一片空白，是因為他們的心靈都被喀爾文教派洗過一遍。新教否定上帝有任何代言人，否定繁文縟節和象徵，他們要直接跟神對話。但是誰知道上帝要什麼樣的選民？喀爾文教派用剝竹筍的方式下了一個操作型定義：不要牽腸掛肚，不要胡思亂想，理性度日，堅定服事，累積資源，做最有效率的應用。
韋伯的經典著作《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》讓我們看到，喀爾文教派的宗教情懷竟然給人類文明孕育出一個無臉男。原本理性算計是要證明自己優秀，上帝才選得到你，但是啟蒙運動之後，人類留下理性算計，送走上帝。
有了理性算計，就有資本和科學，有了資本和科學，哪裡還需要上帝？ 套句荷蘭俗諺，這是「倒澡盆的水，連小孩也一起倒掉」。
這就是荷蘭喪禮中欠缺的環節。它讓你觸碰不到另一個次元，連想像的空間都不給你。不過這也不是荷蘭人所獨有，現代化的特徵就是除魅，人死即灰飛煙滅，哪來的前世來生？我講課時一分析化學結構，學生就願意信服精油的作用，若提到「植物人格」總有人難以下嚥。我在香氣中討論非物質的能量，導演則用影像探索。
《小玩意》裡面有一段戲，清楚呈現這兩種心靈的對比。盧燕在飛機上瞥見大衛拍的七爺八爺，她稱之為神像，大衛則管它們叫puppet（人偶）。神像是超越人類意志的存在，人偶則完全由理性操控。導演讓神像在片中晃來晃去，試片時讓許多人莫名其妙。他為什麼會這樣安排？ 難道不是那個失去母親的男孩希望相信媽媽真的來過床前？
這個地球上當然還有尚未除魅的地方，像是巴布亞新幾內亞的部落，或是達蘭薩拉的寺院，但它們離現代生活非常遙遠。台灣或許是個硬派資本主義國家，但多數人的心中卻上演著《可可夜總會》。對那些無法篤信卻也無法揚棄的人來說，這兒更能刺激心靈的板塊運動。導演為他自己，也為肯園拍出這樣一部電影，就是一個有力的證明。
放映資訊
名稱：金馬奇幻影展
時間：2018/04/13－04/22
地點：台北新光影城（台北市西寧南路36號4樓）｜in89豪華數位影城（台北市武昌街二段89號）
責任編輯：游千慧
核稿編輯：翁世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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